摘要：党性教育是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建党机制和成功经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性教育要“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更加触及灵魂”等要求，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一是从“两个结合”的要求出发，新时代党性教育要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性、德性的关系，教育党员干部从人性、德性、党性的高度统一中确立自己做人的准则，尊重人性、塑造德性、增强党性。二是新时代党性教育要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背景和载体，既要超越我国古代士大夫道德修养和心性修炼中坐而论道、明哲保身、失之于迂腐的局限，也要超越西方经济人价值观和理性官僚制中唯利是图、精致利己主义、工具人格的弊端。三是党性教育要弘扬中华文化中道德修养重视境界的优良传统，着力提升党员干部自信自立自强的境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人民至上的境界、胸怀天下的境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将党员干部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坚强党性与公道正直、善良温厚的美好人性和利人利公的崇高德性熔铸成锋锐坚韧的合金。

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崇高初心、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党，关键在锤炼具有坚强党性的党员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广大党员唯有严守党性，强化党性教育，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党性教育是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建党机制和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党性教育概括为共产党人的“心学”，解决了党性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推动了新时代党性教育理论与时俱进。“心学”是中国古代儒学体系下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明代的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即通过正心修身来达到“圣贤”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党性教育定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意在借鉴古人修养德性的方式，以“知”促“行”，以“行”养“知”，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2023年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强党性”被列为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各级党校要把党性教育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引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提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党性教育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更加触及灵魂”。围绕新时代党性教育创新发展中两个“更加”的主题，应该深入研究以下问题。

一、从“两个结合”的要求出发，新时代党性教育要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性、德性的关系

党性是政治人格，是为政必须修炼的政治品德和人伦道德，是政治性、人性、德性的有机融合。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突出体现的就是人民性，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党性就是“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无私者，可置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先进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纯洁性，是奠基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价值理性，是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源泉。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既有坚定鲜明的政治性、崇高的道德性、神圣的超越性，又有深厚的现实性、广泛的人民性、鲜活的社会性和突出的实践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世界上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以民为本、为政以德、修身以道，把为政者的政治格局、道德修养、人格养成、个人品行升华到天性和人性统一的高度，为我们党加强党性教育，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性、德性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道德智慧。

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和锻炼，必须进一步深化对人性、德性和党性之间关系的认识。所谓人性，是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动物的基本和共同的特性，是人所以为人的基本属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指出了人性的本质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辩证统一。其中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性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社会关系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二是人性是具体的、实践的，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三是人性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四是人性不是静止不变的，是发展变化的。人性本质的这四个特点决定了共产党员提高人性修养不能脱离社会实践，共产党员也生活在社会中，他的社会关系是客观的、现实的和具体的，表现在全部的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尊重、解放和提升人性，就是要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发展每个人的潜能，最终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党员要成为一个具有“社会资格”的人，首先必须时刻加强自我修养，剔除人性中与社会性不适应的东西，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培育人性虽然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但它并不以某种主观意志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它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基础，服务于社会实践需要。因此，培育人性要从社会实际出发，不能脱离共产党员的实际生活需求而空谈人性。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仅仅具备基本的人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尚的德性。德性与人的内在觉悟和做人范式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也与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紧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德性是个体完善自我的一种境界，表征的是一个内在的“道德自我”。“德性”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指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在希腊语里，德性指事物的功能、品格、特长、特性，亦即该事物的本性，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因此，德性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概念，是使人或事物完美的特性或规定性，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一个追求和谐友善、公平正义和自由、仁爱、兼爱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是一个在社会上普遍受尊重的人。进一步讲，共产党员仅仅具备做人的一般人性和基本德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党性是党员的本质属性。所谓党性，从广义上讲，是讲一个政党的性质，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从狭义上讲，是指政党的固有本性在党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性，也就是党员所具有的政治人格。党性是共产党员最真实人性和最高尚道德的集中体现。用刘少奇的话讲，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党性修养的过程，就是党员对党的性质和宗旨深刻理解和内化的过程，就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党性具有双重性，不仅是抽象的精神概念集合，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表达。评价党员党性教育的成效，必须有现实中的评判标准。人民立场是党最大的政治立场，党性教育的过程必须受人民群众监督，党性教育的成效要由人民来评判，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是新时代党性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

很多人分不清人性、德性与党性的关系。平常我们一般讲人性，主要着眼点是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和世俗的趋利避害的特性，在西方往往被概括为经济人理性，属于人的自然、抽象属性和低层次的社会属性。而德性代表的则是人性中的光明方向。我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视德性，重视道德修养。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开篇也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性和德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聚焦的主题，它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特别关注世道人心。儒家的开创者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更加关注人心端正的问题。他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本质就是正其心、诚其意，通过加强修养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至善境界。“思无邪”的意思就是不要想歪了，就是要“正”。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华文化尚一尚同、尚德尚善、尚化尚通，把道德看作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认为只要“以仁义行者”就可以“得天下”。尽管儒家思想有其历史认知的局限，但它提出和不懈探索的人性与德性话题具有人的属性的根本性和终极价值，其思想智慧和价值理念对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熔铸乃至未来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造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从人性到德性到党性，是一个复杂的质变过程。人性、德性与党性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人性、德性一般讲的是个体，是人之常情、世之常俗、日用常德、个人私德，着重强调的是非政治标准的社会伦理准则。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视角看，人性、德性与党性三者之间依次递进并相互影响，即人性是基础，德性在人性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并成为党性的基础，党性则是德性的淬炼与升华。换句话说，人性、德性是党性的前提和基础，党性是人性和德性的集中体现。对一个党员来讲，人性是前提，德性是基础，党性是核心。从“两个结合”的高度来看，党员做人的最高境界应是人性、德性、党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党性既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原则性，又有温暖厚实的人性美好和崇高纯洁的德性品质，每个党员都应从人性、德性、党性的高度统一中确立自己做人的准则，尊重人性，塑造德性，增强党性。有了坚强的党性，我们才会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定力，才会有“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的坚定。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最根本的是忠诚。做到忠诚，就是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把党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下去，敏于行、慎于言，降虚火、求实效，实一点，再实一点。”从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方志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与优美人性、高尚德性的有机关系。以方志敏为例，他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但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种坚强的党性集中体现在《清贫》这篇文章中：“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身上呈现的务实之风、廉洁之风、朴素之风，不仅今天仍然令我们肃然起敬，而且永远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党性修养上学习的榜样。

人性走向德性、走向党性，是一种质变。其核心是要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公与私的关系。人性背后是个体的要求，德性和党性是出于共同体的要求。如果说德性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那么党性的要求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克服从个体出发的“小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大我”，是新时代党性教育的根本。德性和党性的区别在于，如果说前者聚焦的是人性问题，后者聚焦的则是生产方式的问题。在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正如达尔文发现了物种起源与进化的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党性是从共同体出发提出的要求，是从生产方式出发提出的要求，是从“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提出的要求。今天，我们重视党性，因为党性是最高标准，其前提是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生产方式曾在劳动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三种含义上使用。马克思对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论述含义上的差别，说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很多概念都有一个逐步精确的过程。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论述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那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范畴内，把生产方式理解为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指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里，“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党性的本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也就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核心价值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言，“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传统儒家那时还没有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基础的认识，因而其对人性、德性的认识还具有很大的朴素性。

二、新时代党性教育要体现新现代性的要求

新时代党性教育创新发展，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既有坚贞不渝、永不变色的本色，又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加强党性教育的方法也必须因势利导、因时制宜、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即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以“单面人”为人格特征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走霸道霸权霸凌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化，是占据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更加公平合理的现代化，是实现了人和物的平衡的现代化，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现代化。这也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是一种更加全面的现代化。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单面人”人格，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也是一种更有魅力和引领力的现代化。

新时代党性教育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就必须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出的新现代性。唐太宗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中国古人对于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和认同。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之上，可以将“知兴替”解释为有助于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社会的发展前途指明方向。目前，西方已经有学者提出“现代性之死”的概念。西方式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资本至上的现代性，是物的现代性。

从本质上看，现代性与新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有着明显的差异，存在个体至上与共同体本位的区分。“个体”一词源自拉丁语，意思是不可再分的单元。资产阶级所吹嘘的独立自主的人其实不过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抽象的个体，马克思强调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而具有“人格”的个体就是理想社会中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共同体”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与新拉丁语“联合体”和“共同存在物”的意思最为相近，具有集体、团体、有机体的含义。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共同体”以多种形态出现，包括氏族、部落、家庭、国家、市民社会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共同体”与“联合体”并用，用来指代一种由个体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或市民社会；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只不过是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变化形式，并提出了“货币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的论断。对个体与共同体的论述贯穿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思考的始终，它们作为马克思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对范畴分别具有独特的意指。对不同历史阶段个体与共同体的性质及其关系的阐释就成为可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一个新颖的视角。在资本主义阶段，共同体是具有抽象性和阶级性的“形式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而处于共同体中的个人能力的普遍性与社会性，仅仅是以外在的或物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个体沦为只是拥有形式上自由的“抽象的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发生了分裂。因此，要实现个体的真正自由，达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就需要彻底变革现有的社会关系。“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以“人的自由联合”为基础所提出来的未来社会形式，它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对未来社会所做的预想。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

西方文明虽然也有社区、社群的概念，但它是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之上的。而中华文明从大禹治水开始，都是从共同体本位出发来考虑问题，从不突出个人、个体的作用。西方式现代化从个体至上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与其出发点市民社会一脉相承；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则生存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指向的都是共同体本位。中国，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但是，对于这一多元复杂共同体，不能仅仅从国家、族群或文化等各单一角度进行讨论，而应是看作是三者的混合体。经历万余年的存在与变化，这一不断更新、不断扩大的复杂系统，长久以来都是其成员认同和归属的共同体。于是，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这一共同体，经历了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应以其特性融合各处人类，共同缔造人类共有的大同天下。许倬云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这个个案，确实是相当特殊。欧洲有过希腊、罗马、教廷这几个大型的共同体，中东也有过伊斯兰的共同体，南亚有过印度共同体。但是，中国这个共同体，其延续之长久，而且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在同一个地区继长增高，其内容却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凡此，都是上述另外那几个共同体不能同日而语的。建构新的文明体系，是全人类共有与协作的根本。在许倬云看来，尤其在今天，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也已经趋于老化，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于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建构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将是各地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难题。今天，世界正在经济全球化，任何共同体都不能避免与其他共同体互动，就意味着有一个公共性的问题，这是新时代公共治理必须破解的历史难题。

西方式现代性与新现代性还存在经济人、理性官僚制假设与“君子”“公仆”人格设定的差异。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古典管理理论对于人的假设。基于经济人假设理论，人都希望用较少的付出得到较大的收获，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甚至是可以不择手段的，以个体的经济目标为原则，在谋利的活动中可以不考虑他人的利益。个人的利己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也证明，这种理论假设和追求个人乃至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必然造成市场失灵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体现在囚徒困境、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的逻辑（搭便车）上。与经济人假设相对应，西方国家治理遵循理性官僚制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架构，强调官僚体系和治理行为的非人格化，被期待能够避免专制、人治和私情私意的干扰，提高行政效率、保障社会公平、改进治理效能，但问题在于，它也抹杀了政治、情感、道德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从其实际效果来看却造成“治理失灵”，主要体现为金钱政治、阶层对立、社会撕裂、种族歧视、社群冲突等方面。而基于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文化则历来高度重视共同体的道德价值，并以遵循和践行共同体道德的态度和程度区分为“君子”和“小人”。而且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中国文化追求的“君子”和“公仆”人设，特别重视“君子”“小人”之别，这种区别的标准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义”，就是我们说的“公心”“公益”，也就是今天强调的“公共服务动机”和公共利益。过去我们主要从道德上理解“君子”“小人”之别，今天从经济学看，“小人”就是经济人，而“君子”则是遵从共同体规则（“义”）的伦理人、社会人或文化人。

道德价值上现代性与新现代性的区别，也是资本至上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别。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迥异于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资本至上逻辑，资本至上的逻辑必然导致物欲膨胀，造成两极分化。资本至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至上，个人的自由、民主、人权至上，并把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价值。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并非平等享有权利，只有资本才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和支配权，自由、民主、人权往往变成资本主导、主宰和享受的一种特权，个人至上的本质就是一种资本至上。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是资本至上核心价值的经济根源，它强调的是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其实质是为拥有生产资料和资本的少数人谋求特殊利益，即为资产者谋利益。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又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生产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资本至上的社会里，一切事物都为资本所驱使，一切事物都被打上资本的烙印，整个社会只有资本的增殖，没有人的自由与发展。

与资本至上截然不同的是，人民至上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核心价值的生动表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提出，党的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鲜明品格，核心内涵是人的现代化，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也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根本基础和价值导向。中国文化对领导者和管理者“公仆”人格的假设，超越了西方理想官僚制对于国家公职人员纯粹的职业人格的单一要求，更加重视对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情感情怀的要求，更有利于增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道德感召力、情感凝聚力、行政统筹力，不仅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益，而且有利于增进社会信任与和谐。从上述区别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的新现代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现代性，是人性与生产方式统一的现代性，是人和物统一的现代性。这种新现代性体现在党性修养上，就是既要超越我国古代士大夫道德修养和心性修炼中坐而论道、明哲保身、失之于迂腐的局限，也要超越西方经济人价值观和理性官僚制中唯利是图、精致利己主义、工具人格的弊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之问。其中，党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能否长期执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新要求，影响党长期执政的因素逐渐凸显在党的建设的各个环节。新时代党性教育除体现新现代性的超越外，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有效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21]对于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六个如何始终”——“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破解这些管党治党难题，构成了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的现实逻辑。总体上讲，要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价值追求，要将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根本途径，同时还要发挥弘扬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个人美德对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中的独特作用，在明大德中锤炼忠诚品质，在守公德中弘扬担当精神，在严私德中坚守廉洁操守。具体而言，有效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最核心的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三大关系。

一是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激发党的创造活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我们要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真正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变成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工作优势，将民主集中制原则纳入党性教育过程。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供外在的约束条件；另一方面，要在明确党员干部责任的同时，切实按照党章的要求充实和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既严格要求、严明纪律，又悉心关怀爱护、全方位激励，不断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党员干部为民造福、为党兴业、实现自身价值追求的优良环境。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今天的着力点在于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

二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党性教育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立足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和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体现在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方面，就是要强调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奉献精神、担当精神、忠诚精神、奋斗精神、表率精神，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尊重劳动”，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员干部的表现、工作、政绩，切实关心党员干部的合法利益、合理诉求，公平公正公开规范地安排、解决党员干部的薪资待遇、荣誉奖励、职务晋升等问题，善待优秀的和工作成绩突出、贡献大的党员干部，不断改进党性教育的利益促进和增强、保障机制，避免党性教育虚化、泛化。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今天的着力点在于“尊重劳动”。

三是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的关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提高和优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体现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合理价值，又善于“驾驭资本”，合理合规合法地消解垄断性利益，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这种重大原则下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需要重视和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党员干部的精英化可能导致脱离群众、利益固化、阶层冲突问题。由于党员发展标准的提高和公务员队伍的精英化选拔，我们党集中了大批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精英型人才，这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创造活力，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地位、利益诉求、心理模式、社会认知等方面与社会公众拉大了差距，造成在社会地位、生活水平、认知方式和思想感情上自然滋生的脱离群众的客观现状。因此，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必须客观冷峻地考虑到这种社会现实，把思想教育、政治锤炼、理想淬炼与党员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分配格局结合起来，保持正向的、积极的、包容的、激励向善的道义感召和利益格局，切实形成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甘苦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共建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成果，既大力提高全党的党性教育水平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水平，又大力提高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平，形成全社会优良的道德风尚。正确处理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的关系，其着力点在于“驾驭资本”。如果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那么此时的资本就能更容易发挥善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批的儒商，就是有力的佐证。显然此中构筑了对资本的另一种约束，即道德约束。

三、新时代党性教育要以提升共产党人精神境界为目标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累了运用党的革命精神加强党性教育的基本经验。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共产党员党性的强弱与其精神境界及其高低是内在一致的，提高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境界说”，如冯友兰先生提出“人生四境界”，即本于天然世俗的“自然境界”、讲究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和超越世俗、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我们更加重视精神的力量，更加重视精神生活的富足、精神家园的丰饶、精神境界的高远问题。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强党性，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进行精神洗礼，提升“五大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五境界”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构建互相支撑，对于新时代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意义重大。

一是要有自信自立自强的境界。新时代，党性的根基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精神气质，自立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自信自立自强的历史。党性教育内容设计要涵盖中国共产党自信自立自强的内容，要讲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都需要自信自立自强。没有自信自立自强，就没有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底气、朝气和锐气。要讲清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没有现成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指引的路，只能靠自己独立自主地开辟，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只能靠艰苦卓绝的奋斗来克服和赢得，既等不来也靠不来，只能靠自己实践得来。要讲清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更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依靠他人的庇护和恩惠长久地实现自己的发展和安全。依靠别人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成为附庸时就接近失败了。要讲清新时代十年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引导人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坚持自信自立，就是要坚持好和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独立自主地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也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方法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以顽强斗争打开事业新天地，以自信自立彰显党性的刚性和韧性。

二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检验党性的根本和最终标准，就是为民造福，共产党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功成不必在我”，表明的是一种大局观，彰显的是胸怀和境界；“功成必定有我”，表明的是一种使命感，彰显的是责任和担当。在这里，“功成必定有我”是前提，“功成不必在我”是境界。“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辩证统一，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志在千秋伟业的远大追求，为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明确指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必须真抓实干、善作善成。对当务之急，要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对长期任务，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锚定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这要求我们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一方面，要像老黄牛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不折不扣地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另一方面，要尊重规律，科学谋划，长远考虑，坚决杜绝“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捞政绩的行为，升华建功当下、利在长远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敢担当、善担当、能担当的勇气和能力，在思想上求突破，在行动上求突围，在能力上求锤炼，干出拼出无愧历史、不负人民的业绩。

三是要有人民至上的境界。“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历史进步的最根本的动力。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血脉，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执政资源，比赢得民意更宝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底色，也是我们党党性修养要达到的应有境界。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加强党性锻炼，必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心系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是要有胸怀天下的境界。“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主张，并将其贯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之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情怀的政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胸怀“两个大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体现了中国同各国一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性教育入脑入心就是要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要引导党员干部从“两个大局”出发，深刻把握党情、国情与世情，宣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世界价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有机融合，将人民情怀与人类情怀兼容并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一方面，要树立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宏大的战略抱负，科学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时代脉搏、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走好中国式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拓宽国际视野，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五是要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习近平主席2019年3月22日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郑重而诚恳地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幸福为至念、以无私奉献为本心的真切表达，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心中有民、一切为民”要求的笃行和践履。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完全融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事业之中，把满腔激情完全投入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去，“我”已化在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之中。这既是“有我”的姿态，也是“无我”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精神境界问题，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作为自己为政为民所追求和实现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大境界、大格局，可谓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天地境界”。“有我”之担当、“无我”之境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格力量的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提出的要求。追求这种境界，要求我们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赤胆忠心、不讲条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踔厉奋发、建立新功。

作者简介：李庚香（1966—），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领导力、现代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