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的家风丨神秘的誓碑

发布时间:2022-10-28 10:02:25 文章来源:本站 浏览量:443

  来源:阅世说史
  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黄袍加身后,他的内心是十分不平静的。
  一方面他觉得愧对后周孤儿寡母——幼主柴宗训和符太后,对不起周世宗柴荣对他的知遇之恩。一方面,五代以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现实,也让他觉得自己的宝座不太稳当。

赵匡胤黄袍加身

  后晋大将安重荣有句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赵匡胤很快就迎来了对他很不服气的两位前同事的挑战。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泽潞节度使李筠发动叛乱,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叛乱,两次叛乱虽然都被顺利平息了,但赵匡胤心里仍不踏实,他在思考怎么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自唐末以来的顽疾痼瘴。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很暴力的方式,那就是屠戮功臣,消除隐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赵匡胤没有这么干,为人豁达仁义的他,独树一帜地选择了一个巧妙的方式:杯酒释兵权,以和平的方式解除了开国功臣手中的兵权。
  你好我好大家好,曾经的拜把子兄弟、显德旧臣们各保富贵,纷纷采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去了,如石守信,“专事聚敛,积财巨万”;高怀德,娶了赵匡胤守寡的妹妹,成了皇亲国戚;张令铎,把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三弟赵光美,成了太祖的亲家叔,辈儿都升了一级。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不但没有朝自己的老兄弟们下黑手,连被他灭掉的亡国之君们也以礼相待。
  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煜,兵败被俘后,被封为违命侯,拜左千牛卫将军,仍能享受部级待遇,虽不能再参政议政,但还可以继续从事他喜欢的文学创作,亡国之痛加上对故国的思念,给他带来更多的灵感,让他的诗词更具内涵,更加惊艳,“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词如泉涌,名句纷出,成就了李煜“千古词帝”的不朽地位。
  就连以残暴荒谬而著称的南汉皇帝刘鋹,投降后也得到了赵匡胤的厚待,最后竟得善终。
  赵匡胤厚道、仁义的作风,迅速让天下归心。不久之后他又以碑刻的形式定下来三条家法。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
  每当宋朝新皇帝登基,祭拜完宗庙祖祠之后,就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取得太庙寝殿夹室的钥匙,进去后点亮蜡烛、焚香,在揭开遮盖誓碑的丝布后,迅速走下台阶,全程都得弓着身子不得仰视。然后皇帝庄重地走到誓碑前,一拜,跪下默默诵读誓碑上的碑文,再拜,然后退出夹室。
  誓碑上写的是什么呢?在当时,除了赵匡胤和北宋历代当朝之君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靖康之变后,赵家宗庙洞开,外人闯入,誓词才为世人所知。
  原来,这是宋太祖留给后世继承人的三行家训:其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死,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其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太祖誓碑

  宋太祖的誓词在北宋时期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就算是大臣卢多逊和丁谓谋图皇位,也仅仅是被流放了事。
  这种作风甚至一直延续到南宋。事实上,两宋时期,仅有两位皇帝对大臣开了杀戒,一位是北宋的宋钦宗,即位后诛杀官民皆愤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所谓“六贼”;一位是南宋的宋高宗,先后杀了降金媚敌的汉奸张邦昌、宋齐愈,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阻碍和议大计的抗金名将岳飞、张宪和岳云。其他的皇帝,鲜有诛杀大臣者。
  太祖遗风持续了上百年,到宋仁宗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仁宗朝的官员们不用担心说错了话而掉脑袋,即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
  北宋四大谏官之一的余靖,平时不修边幅,可能也不爱洗澡,夏天体味比较大,有一次,为阻止宋仁宗修开宝塔,他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把唾沫星子都喷到了皇帝的脸上,仁宗不但不生气,反而一边拿袖子擦脸,一边听余靖吐槽,回到后宫,才对妃子发了句牢骚,今天“被一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
  铁面包拯的唾液也曾多次喷到仁宗的“龙颜”上,仁宗往往一笑了之,不以为忤。御史中丞王拱辰为了让仁宗收回一个人事任命,竟然在朝堂上抓住他的龙袍不放,不收回成命不让走,宋仁宗不但没有发怒,反而采纳了他的意见。

宋仁宗画像

  宋太祖的作风不仅影响了后代皇帝,也影响了宋代群臣。中枢执政者始终坚持对官员不杀或少杀的原则,甚至在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管是路线之争抑或是个人恩怨,将对手置于死地的情况都不多见。
  庆历新政时期,主政的范仲淹和富弼曾经因为高邮知军晁仲约私通盗贼的处置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富弼主张将之正法,明正典刑,范仲淹认为情有可原,主张刀下留人。宋仁宗听从了范仲淹的意见,晁仲约逃过一死。
  富弼因此对范仲淹意见很大,范仲淹对富弼说了这么一句话,北宋学者邵伯温所著《邵氏闻见录》有记载:“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将不保矣。”
  范仲淹的意思是,宋朝开国以来,皇上从不诛杀臣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如果现在怂恿皇上杀人,日后越杀越多,万一杀得兴起,杀习惯了,“手滑”了,说不定哪天就杀到我们头上了。
  所以两宋时期,官员被杀的少,被流放的多。被砍头了,就彻底完蛋了,被流放了,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还有等待皇帝纠错乃至重新启用的机会,况且官员被流放,也还保留着一定的官职和级别,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的因为顶撞皇帝而遭流放的官员,甚至因此可以获得巨大的清誉。
  如范仲淹就多次被贬,苏东坡多次被流放,如果两位大咖因为杵触皇帝而被杀了头,今天的我们,不但无法欣赏“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名句,也无法吃上美味的东坡肉、东坡豆腐了。著名的南宋权臣秦桧和韩侂胄,虽然睚眦必报,但对很多士大夫的惩罚,也仅仅是将之流放岭南或海南岛而已。

苏东坡流放图

  宋太祖身体力行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风,成为两宋时代的制度保障,使得赵宋这个由武夫开创的王朝,达到了让后人艳羡的“文治巅峰”,士人的风骨、学问和能力,得到全方位展示。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说:“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得之故也。”
  北宋名臣范仲淹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北宋大儒程颐评论称:“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
  参考资料:《宋史》等。图片选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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