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一定批判，不足在于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在新中国建国前的学术主宰以及建国后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及推进等，梳理不够。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主要表现在其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原点以及方向，学术界自觉自愿遵从，且形成了惯性和自然，而不自觉。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未曾停歇。报导之余，我国史学界还致力于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努力推进去西方化。中国近代史学若要再中国化，就必须去西方化。
　　关键词：西方中心主义；去西方化；中国近代史学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河南省辉县人，历史学博士后，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中原方志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首席专家；历任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担任全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专业委员会委员、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及世行贷款项目等多项，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发表C刊论文一百多篇；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及图书馆史研究。

　　建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推进有目共睹，只是其成绩背后所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如鬼魅一般，阴云笼罩。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已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在新中国建国前的学术主宰以及建国后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及推进等，阐释不够。有鉴于此，笔者拟以此为视点，梳理脉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西方中心论支配下的近代学术
　　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主要表现在其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原点以及方向，学术界自觉自愿遵从，且形成了惯性和自然，而不自觉。
　　西方中心主义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中西文化地位的天壤有别。1930年，《申报》载文《代邮》道，“我们现在需要西方文化，是需要西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徐蔚南先生译《女优泰倚思》时，有人指摘他，似乎说《泰倚思》是西洋文学中次等的作品，没有介绍的必要，其实这种观念，根本错误。我们介绍的目标，应该在需要上努力，《泰倚思》是代表西洋一般的人生观的，书中描写的灵肉问题，在患精神病的中国文化中，正是一帖良药，《格兰特生爵士》描写英雄而又热情的男子，也正是如此。反之，西洋人如果要研究中华民族的中心思想，那决不是看鲁迅的《阿传》、郁达夫的《还乡记》……等等小说所能了解的，一定要读一读《封神榜》《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凤双飞》……等作品，才能够彻底明了。因为这种作品，才是代表了一般的理想和意志而写成的，现在中国《红楼梦》《西厢记》的流毒，是需要根本肃清，而《格兰特生爵士》一类作品，实在有介绍及宣扬的必要，先生以为何如？”[雪清先生.代邮[N].申报，1930-2-14（21）.]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化患有精神病，《红楼梦》《西厢记》里有的只是流毒，需要肃清，而西方的文学作品，哪怕是中次等的作品《泰倚思》等，都是一帖帖的良药。西方至上的立场驱使下，才能发出此等声音。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宰之下，学术研究不自觉的以西方为视角的原点。1935年，育民发表《人类征服地面的成绩》一文称，“就人类之各别地存在于地球上说，当然人类之发现地球的区域，已经是很早很早就知道很多了。但是，如果要就一定地域的居民，对于全地球的发现和征服工作来讲，那么这种成绩当然要归之于欧洲人。所以以地球的总的认识过程说，我们以欧洲人对于它的发现和征服范围之广表，作为人类对地球的地理知识发展过程，亦是正当的。”“原始的人都相信地球的陆地是一平面而有边沿的东西，如果到了它的边沿，就会掉下去不知死在何处，所以没有人敢于去试探地之广大，都只各自徘徊于自己所居的附近地域。若以西方民族为中心而谈地球的发现和征服，那么在最古的民族中，有确切证据可考，知道他们所发现的大地面积有多少广的，首先就得提到菲尼几人。……”世界是欧洲人发现的，欧洲以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就是阐释的原点。如此认知之下，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发现者，一种是被发现者，地位高下之分，立竿见影。
　　西方提供了视角的原点，也制定了评价体系及标准，符合西方认知的就是正确的，先进的，现代的。比如，张东荪著有《理性与民主》一书，在谈到人格与人性问题时说，“文明的进步必须有精神自由，要精神自由必须有人格成立。所以张先生说：「这三者是不可分的」。人格观念是西方文化的中心，也是建立西方民主主义的基础。张先生引用鲁基罗在他的《欧洲自由主义史》中的话说：‘自由乃对于一己及其无限的精神价值之自觉，故同时亦必须承认他人同具有此。只有能觉得其本身自由者始承认他人之自由’。”“我应自觉我是一个人，我有我做人的特权，我既有我的人权，那末我们便也应觉得别人也是人，他们也应有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便是在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是西方文明的特色。在中国文明有与此类似者便是儒家的‘人伦’观念。所以注意中国文化前途的人今后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儒家的人格观念和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上的人格观念融化为一。”在论述理智与条理时又认为，“‘理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可以解释说，理性就是人类的理智，这是指人类对于自然界或社会的一种认识，这种智慧又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从这种因果关系中去预测事后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抽择事理的逻辑关系，从这种推演的过程中去求得已知事理中的涵意。这是属智识一方面的，它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进的。‘理性’一辞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人伦关系中的入情入理的态度，这是属于做人的态度方面的。平时我们说某人做事很合乎情理。现在的人们合乎情理的不一定是知识渊博的，而知识渊博的人对人往往又是并不合乎情理的。这种情理是亘古不变的。这种情理是只能体会而来而不能言语传受。西方人重智慧，中国人重情理。所以张先生主张今后中国必须重振传统的‘讲理之风’，而同时又必须如西方人之磨练理智，提高理想。”中国文化必须向西方靠拢，来改造自己。
　　20世纪40年代末，蒋梦麟著有《西洋潮流》。1948年，荣菊珍著文《西洋潮流》道，“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评论蒋梦麟先生近著《西洋潮流》的文章。该书原名＂Tides from the West＂，由耶鲁大学出版，兹将评论的大意，介绍如左。蒋梦麟博士写作此书，究竟以教育家的态度，还是以政治家的态度，我们很难看出来。这是一本用圆熟而又淸新的英语写成的自传。他很适当地叫它《西洋潮流》。他生于一八八四年，地点是在距离宁渡不远的一个村庄里，那里交通相当方便，和当时的西方文化中心上海，接触的机会很多。他在幼年时代，看到了被太平军破毁的民房，听到了北平的戊戌政变，更听到了‘新民’的呼声。……”蒋梦麟的著作称《西洋潮流》，道出了当时西方的影响之大。正如有文章所道，“民国以来，中国人接受的西方文明已经很多了”。
　　中国人如此，西方人更是自不待言。如法国人所著《中国先秦时代所受的西方文明的影响》,就是代表。
　　当然，民国时期也一直存在着对西方的否定思潮。如1927年《东方与西方：中国对于西方文明态度之转变》、1929年《盲崇西方思想》、1931年《以东方艺文哲学改正西方物质中心之缺谬》、1937年《西方文明于中国无益而有害》、1943年《击灭英美杂志社共同座谈会》、1949年《倾向西方文化 苏报斥为落伍》等，只是否定思潮并未能改变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地位。
　　二、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及推进
　　对国外去西方化的报导，新中国建国之后一直未曾停歇。
　　1957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东方哲学史的一些问题》一文，报导了苏联在东方哲学史研究领域中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哲学研究’第四期刊载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Ｍ·Ｔ·约夫楚克同志在今年2月28日的苏联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上的一篇报告。作者在这篇报告中综述了苏联哲学界关于东方哲学史的研究、撰写和编辑的情况，申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一些基本原则。约夫楚克同志在报告中提供出来的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于我国哲学史上作者显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着重地谈到了关于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作者在报告中指出，他们过去的一些哲学史著作所以低估了东方哲学史的价值，主要是由于在实践上还残存着‘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确切地说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种有害的片面观点，在苏联是早就被批判了的。这种观点认为：哲学思想的发展似乎是从古代希腊和罗马开始的，而且好象只有西欧国家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并且几乎是唯一的基地，至于东方，似乎在哲学思想发展中没有起过什么大的作用，最多只是宗教伦理学说的中心罢了。”“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撰写并已出版的世界哲学史的第一、二两卷中，已改变了这个缺点。该书的作者和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概括而明确地表达了埃及和阿拉伯其他国家，中国、印度、伊朗，以及东方其他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全部哲学史上的地位。”苏联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对当时我国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
　　1983年，《人民日报》报导了《世界史纲》新译本出版。英国著名作家赫·乔·韦尔斯（1866-1946）的近百万字巨著《世界史纲》新译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韦尔斯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他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曾经在我国译出过；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提到过他；就是这部《世界史纲》的初版本，也早在1927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梁思成等用文言译的译本。韦尔斯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但这部《世界史纲》在他生前和死后都不断地再版，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使作者获得很高的声誉。正如作者自己说的，他是以“一个通俗作家的身份考虑到其他象自己一样的普通公民的需要”来写这本书的。它不象西方那些卷帙浩繁、旁征博引而其实只是帝王将相家谱的“褊狭的”的历史书。作者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利用近百年来地质学、古生物学、胚胎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的成就，阐述了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作者在书中打破了“西方中心”的偏见，谴责了那些“被蒙上了民族主义的眼罩”的人，说他们“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
　　1995年，《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西方新发展理论的悄然兴起。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对“现代化”理论的重新解说。狭义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于50年代发展中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冲动之中。该理论遵从经典社会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把世界的现代化看作是“现代化”，特别强调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速度的作用。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受到了拉美的“依附理论”和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依附理论”认为，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实是一个被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不断依附化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则强调，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已经产生了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未来。它们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方法和“西化”模式提出了批评。
　　报导之余，我国史学界还致力于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努力推进去西方化。
　　2004年，汪学群撰文《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考》，提出“我们要努力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破除西方中心论，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方法。”
　　2009年，彭国华撰文《现代性·话语权·“中国模式”》，认为“多元现代性”、“东亚现代性”等论题的提出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就是在现代性问题上反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一种体现。
　　2010年，杨振国之文《视角转变之后》指出，在“世界美术史”的编撰和教学中，不能为了克服“西方中心论”而反对“西方中心论”，应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客观如实地呈现美术史本身的进程。
　　2011年，丁贤勇在《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书评中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体现了全球史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路，突破“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等传统研究模式，不以某一国的发展模式来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而是将影响全球发展进程最重要的因素如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等作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
　　2012年3月，刘文明载文《全球史：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强调，“互动理念可成为匡正既往‘西方中心论’的利器，同时为书写新的全球史提供了多种思路和指南。”11月，郭继民之文《做自己的哲学》指出，“倘若我们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来裁定中国学术，中国要缺失的就不仅仅是哲学了。”
　　2015年2月，韩震著文《“唯洋是举”要不得》提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欧美人构建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像病毒一样被植入一些国人的精神编码结构中。3月，侯且岸刊物《去“西方中心论”》，介绍了美国汉学对西方中心论的背弃。8月，任东波撰文主张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9月，庞卓恒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演进和现实指向》一文中认为，我们必须坚定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在中西文化差异比较中构建平等对话的逻辑思维，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12月，叶坦主张构建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建立自身的学术自信。
　　相关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主张及其逐步推进，对我国近代史学去西方化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三、相关思考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太多太多，而被人们所关注的则少之又少，只是由于历史就是人类视角下的历史，因此，所谓“少之又少”的成了历史描述的范围。同时，历史又是史学研究者所为的结果，所以，史学研究者的思维也左右着选择。过去人们说政治干预历史，最关键的就是政治对史学研究者的思维的影响。
　　就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长期以来研究者墨守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的研究者如此，西方视角下西方中心主义自然天成；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研究者亦如此，不是欧风美雨，就是西学东渐，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西方认同从魏源的师夷说开始，百多年来，已经深入骨髓，潜意识下的思维惯性熄灭了所有的疑虑。将清朝一分为二、以鸦片战争为上限，暗置有中方被动、落后，西方主动、先进等价值判断预设在里面。在二元对应模式下，西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小商品生产、西方技术——非西方手艺、西方进步——非西方停滞……一组组的概念，昭示的都是西方认同的知识谱系。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导引下，中国近代史主要罗举的是西方影响之下中国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至于中国自身的嬗变，传统的沿承，则漠然视之，甚至根本不在场域之中。比如鸦片战争时期，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输入、贸易逆差，侵略与反侵略乃关键词，是描述的主线、主要内容。然而，从中国自身视角看，近代国人缘何吸毒上瘾？传统社会有何新的动向？等等诸如此类的自我认知，则不在视域里。鸦片战争时期如此，之后的中国近代史又何尝不是如是呢？学者王学典就曾质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写出本土化的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我们还能否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我们还能否走入中国历史，真正感受历史的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984年美国学者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出版，特别是2002年译著在大陆面世，中国中心观受到热捧。可惜雷声大雨点小，喧嚣之后是沉寂无声。此中因由，主要在于学术界长期以来饱受殖民史学熏染，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危害缺乏清醒的认识。事实上，西方中心主义不仅仅让中国丧失近代的历史，而且让中国丧失了自我，如国人积弱之下“肉”的心态就是明证。古代国人自谓天朝上国，自是之心风行，然而到了近代，则盛行崇洋媚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好像全世界都在与中国作对，亡国灭种彷如笼罩在心中的黑云。除了抵抗侵略，近代历史似乎没有别的什么了，国人除了抗外，失却了所有的诉求。这看似反西方，实则是在与西方的对峙中，依附于西方。西方中心主义，让中国不再中国。
　　要找回自我，书写中国自身的近代历史，首先要涤除西方中心主义、冲击—回应模式。要建构新的选择、评价体系，构建与“西方话语”平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能让真正的近代中国学因西方中心论而处于附庸甚而失语的境地。更何况现在流行的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而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生命周期文明观。世界中心是外在的阿基米德点，处于各地区横向整合的各个节点上。
　　现今中国近代史学叙事，应该由向西而向东，由向外而向内，由向上而向下；应该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出发，以我为主，以传统的沿承、嬗变为中心，外因的作用只是附属；应该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给力中国。
　　中国近代史学若要再中国化，就必须去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