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学2021年十大研究热点——基于11种CSSCI来源期刊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

发布时间:2022-10-25 13:56:34 文章来源:本站 浏览量:442

  【摘要】: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此规划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要求与目标。在“十四五”布局中,我国出版业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年我国学者针对出版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变革、技术赋能、环境优化、内容供给与守正出新五个方面:知识服务与融合出版成为业态转型下的新思路;通过技术赋能,数字出版与媒体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实践得以深度探讨;在“走出去”与全民阅读政策背景下出版业新的实施路径;内容供给方面,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更注重高质量发展;传统期刊逐渐走向数字化的道路,同时滋生的出版伦理问题也需要被重视。
  【关键词】:出版学;2021年;期刊论文;CSSCI;词频分析
  
  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总结我国出版业在“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成绩,并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与重点任务。[1]这一年我国出版学相关研究也为“十四五”时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选取2021年《编辑之友》《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出版科学》《中国出版》《现代出版》8 种 CSSCI 来源期刊和《中国编辑》《编辑学刊》《出版广角》3 种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所刊载的出版学相关学术论文966篇作为研究样本,提取其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用SPSS软件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得出词频最高的十个关键词作为2021年我国出版学研究热点,并结合其研究发展脉络进行探讨。
一、模式变革:业态转型下的新思路
  (一)知识服务
  近年来,用户思维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出版业的发展为知识服务的应用提供物质载体,同时也为出版企业的业态转型提供新的思路。2021年我国学者对于知识服务在出版行业中的应用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知识服务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在出版企业中的应用。于娜和宋秀认为,知识服务在产业应用中需要找准自身定位,通过拥抱新技术、建立多方合作等方式,加快建设知识服务体系,以促进出版企业转型。孙宇辉等分析了出版社打造知识服务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运用PCRA指标体系,实现从传统的阅读体验到知识服务的跨越,认为“以读者为中心”应作为出版社打造知识服务所秉持的理念。基于用户需求的知识服务应用,在教育类出版社中也得到广泛应用,石姝莉认为要通过借助移动设备、依托虚拟现实技术、提升产品服务品质、强化学习互动属性等,来实现出版企业数字资源利用及模式创新方面突破不断。
  其次是对于出版产业中知识服务平台建设现状的分析。代杨和裴永刚认为在现存出版业的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中,存在对用户个性化识别不清晰的问题。提出通过将用户画像运用到出版企业知识服务体系中,寻求对用户知识需求的精准定位。杨海平与张冰越同样认为精准用户画像应作为出版业日后努力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也要在提高出版物内容质量、进行用户分析、完善反馈机制、拓展营销渠道等方面不断探索,寻求有力突破。庄红权和温韫辉以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为例,认为其工作方向的转变有力促进了用户由读者再到作者的身份转换,利于打造良好的知识服务环境。
  (二)融合出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国家新闻出版署自2021年5月起组织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2]。围绕融合出版这个主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度挖掘,对于目前融合出版实践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
  一是融合出版对传统纸质出版物影响。吴晓东和甄小雅从非遗图书出版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出版企业在出版过程中对图书数字化呈现关注度不高。提出通过强化非遗图书数字产品内容质量,将非遗图书内容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要针对受众需求,对图书文化传播渠道进行开发,最终达到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在少儿出版方面,从幼儿教育理念的转变作为入射角,陈苗苗和许文会研究幼儿各年龄段的兴趣需要,提出通过联系专家对儿童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在幼儿教育理念视角下实现融童书内置融课程。在科技类图书出版方面,庄红权等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书+互联网”的出版方式为例,对融合出版路径进行探索。认为高校出版社可以运用VR与AR技术进行融合出版,将文字转变为生动形象的声音或者视频,同时要注意完善管理机制,从而实现出版社高质量发展。
  二是对融合出版中出版人、出版产品与产品运营渠道之间关系的梳理。朱双龙认为做好数字化转型是出版人融合能力提升的关键,思维转换是重点、数字技能培训是基本、认清出版本质是关键。在产品研发方面,姜钰与季兴安以“京师书法”为例 ,指出融合出版产品与传统出版物在选题策划、产品设计、营销渠道等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异。通过分析两者技术载体与内容质量的关系,有利于资源合理利用。高宁婧以《山东画报》出版实践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出版机构要注重打造优质内容,重视全媒体运营。同时发现抖音平台由于其出版内容可视化呈现并与受众交互的特点,在出版过程中正成为出版单位进行营销的主要场景。
  总体来看,在2021年出版学研究中,知识服务与融合出版成为业态转型下的新思路。纵观近几年国内出版学领域内知识服务研究,学者对知识服务的探讨大多集中在教育出版、期刊出版以及学术出版的范畴内,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性。2021年的研究开始对知识服务在促进出版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不足进行讨论,提出有关出版企业应提升用户思维,以打造正向循环的良好环境。如今知识服务作为出版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在出版活动中逐步完善,而同样作为业态转型新思路的融合出版,已然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融合出版模式强化了传统纸质出版模式在受众终端的传达,将文字进行可视化呈现,丰富了出版内容的表达。学者通过对融合出版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也为未来融合出版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二、技术赋能:实践探索下的新形态
  (一)数字出版
  2021年发布的《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到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到11781.67亿元,比十年前增长了11倍,数字化阅读质量逐步提升[3]。在2021年,数字出版依旧活跃在我国研究者的视线中,以数字出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众多。
  首先是数字出版学理论的发展。张新新提出在目前数字出版学研究中,研究方法方法思维依旧缺失,同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分布不均衡,数字出版方法论的建构亟待解决;同时他与陈奎莲认为数字出版理论的发展需要研究者个人强化历史思维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对研究价值与研究本源的深挖等重点内容进行梳理很有必要。
  其次是关于数字出版学科建设的启示,张新新与张莉婧对数字出版学科建设必要性进行分析,提出目前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主体作用缺失、定位不明确、创新性不足等问题。陈珍认为高校应建设实训基地,组织数字出版学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鼓励学生开展数字出版领域创新,助力数字出版学科建设。李娟提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中,数字出版教育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内容“纸质+”痕迹明显。认为我国数字出版学教育要拥有创新意识,通过打通服务内容、开发智慧教学资源、有力推动智慧教学方式的变革。
  数字出版与智能出版的关系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王光海对认为我国出版业要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最终实现数字出版向智能出版的跨越。张新新与齐江蕾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数字出版是通过用智能化与数字化手段对作品进行编辑加工后,再进行出版发行的新模式,提倡相关科研工作应在遵循数字出版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二)媒体融合
  2021年《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由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4]。该报告指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更迭,今后的媒体融合实践探索将更加深入、高效。在出版学领域内也是如此,这一年学者对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从其对传统期刊的影响和对媒介生态的构建两方面进行:
  一是媒体融合环境下传统期刊的新面向。周建梅和易图强认为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下,行业期刊逐渐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期刊行业应突出行业特色,由此来稳定读者群体,通过新媒体技术赋能,打造高质量团队,进而优化刊社管理机制。曹洪刚在全媒体环境下通过对实现期刊内容的精准传播以及高质量深耕进行探讨,认为媒体融合时代受众应把握信息传播规律,了解期刊在全媒体矩阵中各个平台的发行模式。老年期刊由于其受众的特殊性,也受到学界关注。李恒认为老年期刊应关注阅读方式的变革,比如增加有声阅读板块、通过新媒体形式搭载内容主体,使传统期刊在媒体融合背景下被赋予更多的可能性。
  二是媒体融合对媒介生态体系的构建。周启毅提到在媒体融合环境下,传统出版社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内容优势。只有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同时把握用户需求,构建实用系统平台和优质内容的生态圈,强化持续发展能力。张宏伟在媒体融合环境下对报业媒体生态环境进行探讨,认为明确媒介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是建构媒介生态体系必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报业媒体要在变化着的生态环境中对各要素进行关注,制定有效方案,助力良好媒体生态环境的建构。
  总体来看,通过技术赋能,数字出版与媒体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实践活动在2021年出版学研究中得以深度探讨。数字出版作为这一年出版学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对其进行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内数字出版学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建设环节仍存在不足,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出版业存在对智能化与数字化关系认识不清晰的问题,国内学者通过对现存问题提出解决路径,助力学科理论体系优化与数字技术适配实践探索,以支撑后续相关研究的进行。与此同时,新技术的更新迭代,促进了媒体融合实践的纵深发展。我国出版学研究中关于媒体融合的讨论近几年内从未间断。之前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落脚点大多集中在技术驱动下对传统出版内容边界的延伸,2021年的媒体融合研究对媒介生态体系的构建进行初步探索,生态圈的构建有利于强化媒介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出版业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新形态。
  三、环境优化:政策背景下的新路径
  (一)走出去
  如何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好“十四五”时期的出版走出去工作,是我国出版业需要考量的重点,2021年国内学者对于“走出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一带一路”与“走出去”之间的关系。甄云霞和王珺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业合作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走出去”合作范围在深度和广度上逐渐提升。认为应进一步聚焦优势出版领域,打造丝绸之路新格局。蔡鸿认为我国出版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重视合作对象国的本土化差异,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在“走出去”出版物中加入中国文化元素,加强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多重互动架构。胡凤与朱寒冬提出在后疫情时代环境下,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产品形式发生改变,同时这也是数字出版“走出去”发展的契机,需要在传播主体与产品内容等关键性问题方面进行深度探讨。
  在走出去的成绩方面,裴永刚对中国出版走进印度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在图书贸易量的增加、版权贸易的展开和本土经营方式等方面进步明显。张艳霜认为我国出版在“走出去”过程中,应注重中华特色文化的展现、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寻求与合作国产生文化共振,为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陈丹与郑泽钒提到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要以内容建设为抓手,拓展推广渠道、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体系,深度推进我国出版物走向国际市场,助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关于新环境下走出去的问题及建议,周仕参与李婷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理论基石 、先行者 、加速器 、底层逻辑四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出版理论研究亟待深入、内容质量需要提升,数字化出版产品在形式上较为单一。裴永刚与张消夏提出要建立中国出版高质量“走出去”科学评估体系,提升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出版高质量“走出去”。马利芳与王佳航从跨文化视角研究出版“走出去”,提出要对出版翻译质量进行打磨,对营销渠道进行拓展,加快我国出版“走出去”进程。
  (二)全民阅读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这是自2014年来,“全民阅读”连续第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5]。我国学者关于全民阅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乡村振兴与全民阅读的关系,操菊华和康存辉认为全民阅读活动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有助于对乡村阅读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使乡村阅读得到延伸。张政与陈莹指出对农民开展阅读服务依然是我国全民阅读推广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强化农民阅读意识,使全民阅读观念深入人心,使数字阅读形式助力阅读服务辐射范围的提升。
  二是关于阅读方式的变革方面。周伊和徐丽芳认为,在数字技术影响下,全民阅读会逐渐趋于个性化,读者的个性化需求通过知识内容的有效供给得到满足,与此同时阅读的社会化属性进一步增强。屈凌云发现数字阅读虽然相比传统阅读方式具有一定优势,但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浅阅读现象的发生。面对这种情况,应通过打造优质内容等方式积极推进深阅读。段倩毓针对读者的阅读痛点如阅读动力不足等问题,提出要在精神层面积极引导,方式方法上循序渐进,从而全面提升全民阅读质量与水平,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统一。
  三是在图书馆功能完善对全民阅读的意义方面,惠艳阐述了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体系的构建模式等内容,并结合实践和经验启示,提出图书馆服务体系建构需要地方政策引领创新、强化数字技术支撑。迟宇辰等学者发现推进全民阅读事业纵深发展对个人及社会发展均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打造全民阅读平台,能够发挥区域服务优势,进一步拓宽全民阅读空间。于丹和袁媛对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进行关注,对其未来发展路径提出建议,认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常态模式的建设路径要以数字化发展为依托,使全民阅读的发展在新时代更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
  总体来说,在“走出去”与全民阅读政策背景下,出版业逐步开辟出新的实践路径。一方面,关于出版“走出去”的研究近年来在业界和学界都占据一定比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也得到广泛关注,对加快“走出去”步伐的讨论在基础理论、主体内容与推广渠道等方面均有涉猎。2021年我国学者对“走出去”出版物的文化属性进行深挖,认为通过加强出版物中国元素的表达,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打造通道,使出版业在“走出去”背景下焕发出更强大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从2016年我国首个全民阅读规划的制定开始,全民阅读便一直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我国学者对于政策推动下的全民阅读立法与推广研究成果众多。2021年学者们重新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全民阅读文化意义的实现关系进行深挖,认为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公共图书馆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其服务功能的改善有利于全民阅读的深度发展,此观点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四、内容供给:策略驱动下的新变化
  (一)主题出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百周年,同时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此重要历史节点上,出版单位对于主题出版内容与质量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学者也从这两方面进行入手进行探讨:
  首先是关于“十四五”时间节点与主题出版内容的把握,姚丹林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应重点关注内容质量。通过技术手段与线上线下营销相结合,力求探索实现高质量出版的路径。钱方针重点讲述如何围绕“十四五”节点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提出要重视主题出版的内在机制建设,牢牢把握建党百年主题。曹建与郭占文认为出版要符合时代发展,出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出版物。在建党一百年周年大背景下,从内容与形式上进行出版创新,加强出版立法,强化高质量选题策划并重视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机制。
  在主题出版高质量打造方面,冯杰认为需要从业者转变固有思维,提高主题出版政治站位,在全面领会新时代主题出版要求的基础上,做好选题策划,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卢雪华认为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方面存在选题同质化问题,而作者资源不足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出版企业要从依靠作者打造高质量内容、体现地方特色、回应群众关切等方面,对主题出版进行选题策划。何军民提到在主题出版在宏观层面上要注重长远规划,中观层面聚集核心作者资源,最后在营销推广上把握读者需求,实现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二)学术出版
  2021年我国学者对于学术出版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聚焦学术出版影响力的提升。徐立萍与牛梦巍提出要对学术出版评价机制进行完善,确保出版物内容质量,同时要规范学术出版行为。王琪认为学术出版对外传播有利于提升我国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能力。但是我国目前在学术出版物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如话语体系构建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学术出版高质量“走出去”,还需要在构建国际化的学术出版体系方面进行深挖。
  其次是高校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张黎明认为在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大学出版社应把握自身内容优势,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统一,由此来提升品牌质量,体现学术引领。王志标对学术市场与学术出版市场的特点进行整理分析,提出地方高校除学报外,要积极找寻其他学术市场,需要采取措施促使地方高校学报能够将有限的精力专注于自身能够实现的学术出版市场空间。李春红提出高校出版社要利用技术手段,向数字化出版方向转变,通过打造书籍数字资源库等措施来加速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进程。
  总体来说,2021年关于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研究更注重其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更侧重内容供给方面的考察。提升主题出版的出版物质量是出版单位关注的核心问题,优秀的主题出版物是出版单位长期策划的结果,也离不开与时代背景的契合。2021年是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此时间节点上对主题出版进行考察具有特殊意义。学者我国研究指出相关出版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丰富出版形式,出版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产品,为我国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学术出版作为新兴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高质量发展与学术出版影响力的提升两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对于版权问题重视程度不够,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对于版权方面要予以关注。
  五、守正出新:期刊出版下的新考验
  (一)科技期刊
  2021年我国学者对我国科技期刊现存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对科技期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张梅等总结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现存的主要模式,提出科技期刊出版社应以期刊平台建设为依托,推进平台数字化发展,努力打造科技期刊高质量数字化平台。 张维等对重庆市86种科技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进行研究,认为平台建设要构建科学技术交流的空间并提供一定的知识服务,进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王嘉昀深入分析其Science POD平台的成功实践,认为其在内容把握。运营方式以及团队建设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可为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过程中内容编辑与加工提供参考。
  二是科技期刊出版“走出去”的建设。王璐主要聚焦在“走出去”的路径规划与具体实施方面,提出科技期刊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实现科技成果“走出去”,从而打造全球化、现代化的科技传播平台。叶喜艳等探索IEEE Xplore科技期刊出版平台对外传播策略,认为国内科技期刊平台应该重视品牌建设,同时提高站位,积极对外展开合作,全面提高国内科技期刊出版平台对外发展质量。宋娜认为以SCIE收录期刊为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期刊学科分布不均匀,且高质量科技期刊的数量相比一些国家明显不足,要求出版单位提高英文期刊质量,促进高质量期刊向世界顶级期刊转化。
  (二)学术期刊
  中宣发〔2021〕17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指出,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6]。这一年围绕学术期刊进行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习妍等探究国际学术期刊数字化的应用,发现国际出版机构对于新业态应用处于探索阶段,存在一些问题如持续更新动力有待提高、对引用性的关注度较低等。艾岚和李金霞认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学术期刊的功能需要进行精准定位。学术期刊是打通学术产品与用户需求的通道,要通过新技术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从而构建学术传播和知识服务的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最终形成多元化的学术共同体。孟晗菁和罗雁飞以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为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应对用户画像进行定位,充分利用自身内容资源优势,提高服务质量,进而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在学术期刊与出版伦理关系方面,李亚辉等认为出版伦理是出版工作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和准则。认为学术期刊编辑在撤稿的处理上应谨慎,切实维护好期刊形象。章诚提出目前的版权保护体系并不能完全契合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实际需求,需要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相关理论的指引下积极探索优化路径。刘永红系统考察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类型、特点与作用,认为其现存问题的问题如政治站位不够高,对期刊的作用与价值认识不清晰等,一定程度上对期刊质量产生影响。提出要转变视角打造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总体来看,科技期刊与学术期刊作为传统纸质出版物,如今正逐渐走向数字化发展的道路。针对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中的问题,我国学者提出通过把握内容质量与进行团队建设等方式,为期刊数字化传播开辟通道。但同时滋生的出版伦理问题也需要出版单位予以重视,在审稿制度中严格把关,打造良好的期刊内容生产环境。
  结语
  出版业态转型下的新思路、实践探索下的新形态、政策背景下的新路径、策略驱动下的新变化以及期刊建设下的新考验,勾勒出2021年出版学研究的图景。因文本量数量庞杂以及篇幅限制,只针对11种CSSCI来源期刊进行关键词分析所得出的十大热点无法展现2021年出版学研究全貌,未能对其他问题如实体书店、数字阅读等进行深入探讨。以上十大研究热点互有交叉,也体现了出版学交叉学科的特点。我国学者应积极探索出版学研究的其他可能性,通过跨学科视角对出版学理论及现象进行分析,以期贡献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1.李建伟,男、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研究员
  邮箱:ljwem@126.com(河南省开封市 475000)
  2.付盛凯,男、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邮箱 1377052703@qq.com(河南省开封市 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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